一个问题促成了撰写这本书的漫长历程：心理治疗是如何让人们发生改变的？
　　在30多年的时间里，无疑是出于个人和专业原因，这一直是我最好奇的问题。当我读研究生期间，要寻找论文题目时，我考虑通过观察治疗大师对患者实际上做的事情来解开这个秘密。几年以后，我了解到研究依恋的学者们已经使用了类似的方法，即通过观察能对孩子敏感地做出反应的父母，实际上对孩子做了哪些事情。
　　因为“好的治疗师对患者做的一切和成功的父母对他们的孩子做的一切相似”（Holmes 2001 p.xi），所以对促进儿童发展的“关系”的研究，可以教我们了解那些最能引起变化的治疗关系。同样地，研究那些造成发展出现偏差的依恋，能够提供一个科学基础，帮助我们理解当初促使患者前来治疗的痛苦和脆弱。
　　但是研究的临床意义到底是什么？它们如何使作为治疗师的我们工作得更有效率？
　　这些问题长久以来没有得到回答，部分原因归结于历史的偶然事件。当Bowlby，这位后来成为依恋理论创始者的人，深化了自己的信念，即童年早期的真实关系—而非由内在所驱动的我们对于关系的幻想—才是塑造我们的基础。他也发现自己越来越和其他精神分析的同辈们意见不一。当他把依恋（而不是性或攻击驱力）放在人类发展的核心时，他实际上被那个时代的精神分析体系边缘化了。结果，依恋理论首先成为学术研究者、而非精神分析师的知识财富。因此，具有讽刺意义的是，尽管Bowlby一生大部分的时间都用来治疗患者，但很多检验和发展他的理论—最初为了加强治疗的有效性—的研究者们，大多数都不是从事治疗实践的临床工作者。
　　这些研究者将实验的严谨带入关于最亲密的人类联结的研究中，形成了关于亲子关系、内在世界，以及心理病理学的丰富知识，这些使得依恋理论成为当代发展心理学中的主要范式。没有一个其他的基于研究的理论框架，能比依恋理论更多地向我们说明，我们是如何成为我们自己的。但直到最近，治疗师仍主要靠自己去推敲如何应用这个理论。因此，依恋理论对临床的承诺仍然有待兑现。
　　这本书代表了我个人对实现这个承诺的贡献。通过介绍神经生物学、认知科学、创伤研究、佛教心理学、依恋理论以及关系精神分析（relational psychoanalysis），我要说明治疗师如何在实践中运用依恋研究的三个关键结论。与此相对应，我关注的重点是作为发展熔炉的治疗关系、非言语维度的核心地位，以及反思（reflection）和觉察（mindfulness）所具有的转化作用。
　　在3年前最初构思的时候，我预计能很快完成这本书。我从20世纪90年代中期开始就一直教授依恋和心理治疗，我希望自己至多用6～9个月的时间，将我讲课的内容转换成书。但这个转换后来成了一个探索的过程，比我原来预期的时间更漫长，也让我得到了更多的收获。后面的章节里记载了那个过程的成果，希望能让作为读者的您分享到我探索的经验。